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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时间:2009-08-16 06:14:27  来源:  作者: 已有条跟贴

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冬 子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六 百年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尽欺辱的困苦之后,努力复兴、力图强健的中国人,因为迫切地需要找回历史荣誉感,一改传统的价值判 词,重新开始对这位曾南定交趾,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之后中国始终被动挨打颓势,重振中华雄风的篡位者“津津乐道”,并一度对他与他的时代大加赞赏和尊 崇。

然而,历史始终只是历史。任何试图对其脱离实际环境的诠释和评判,都将成为苍白的一厢情愿。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八百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 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 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 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五十 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 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 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三个儿子, 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 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六百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价值观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 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 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收回一切尽可能的 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 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五十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 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 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 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 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 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 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 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 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是不是永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 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 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 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二十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 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 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结合两处记载,除去其中的假仁假义,当时的情形极有可能是:

一、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这样处理,原因有二:

1.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2.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

二、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 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 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 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四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 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 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炆,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字—“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 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 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抵制朱棣呢?

道 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 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 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 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贤德”所致。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炆却在 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 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 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见。

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 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 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 棣颔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一简单的想法,竟难如登天。

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 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进行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 使那些士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抛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 刀。

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其 实,靖难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剧。当封建皇权终于发展到朱元璋时代,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 姓”的极端主义君权,视全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时,靖难之役的发生已经注定了—无论迟早。而朱允炆的悲剧,则是恰好承担了这一切。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

于是,悲剧发生了,合适的舵手朱棣杀了出来。

观察明初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历史太诡异了。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集权体制下帝国的掌舵者,但这套集权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了最合适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首 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 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在这里,朱棣狡诈地表现了一番宽容大度,将建文帝时期朝廷官员的 奏折统统烧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仅仅只是销毁奏折这么简单,在他 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专职“焚史”一事,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朝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 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时期的历史,“事发族灭”。

朱棣的目的达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给中国的历史开了一扇“天窗”,将一段历史从帝国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后人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还添加进去许多假话。

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都删减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朱元璋钦定的帝国接班人。

需 要特别提出的是,当后人因为那部所谓是世界上块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而纷纷对朱棣投去崇拜和赞赏的目光时,却不知道,这部从出生后就深锁皇家图书馆中,只 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人们翻阅的大典,它真正的出身也是朱棣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是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事实的工具。除此 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于朱棣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因此,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别人是创造了历史,才拥有历史,而只有他,不需要创造历史,却同样拥有历史。

控制了历史之后,朱棣的第二个手段则是制造白色恐怖。

前 面已经叙述过,上台以后,朱棣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消灭反对者,若仅仅出于这种需要,大家可能认为他毫无必要。但事实证明这是有必要的。朱棣的屠杀,一方面 实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和打击反对者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制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种反对他的“下场”。所以我们看到,朱棣的屠杀不仅毫无节制,而且 手段极尽狠辣之能事。

通过翻检史料,我们发现,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 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抵制。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 正如百年后王世贞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为防止那股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 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即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 们对他非议,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 犯人同罪”。可以想见,此令一出,社会上的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 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取诏行,得毋径法 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永乐时期,锦衣卫人数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明世宗朱 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其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 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国家的法律如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惧怕你,你手中的权力才能足够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几 百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历史的进程竟是如此诡异。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 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 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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