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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越反越腐败”的怪圈

时间:2009-05-31 16:32:12  来源:星岛环球网  作者:郝雨凡 已有条跟贴

腐败一直是存在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西方早期思想家还是中国古代圣贤,都在几千年前就开始思考怎样从宏观上防止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因只顾自身利益而导致的政治制度败坏和社会治理沦丧。

    腐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或先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从而破 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而当国家治理机制由于腐败猖獗而弱化时,伴随而来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力抗争,甚至是恐怖主义。所以,由于腐败的蔓延,“民主化” 和政治宽松意味着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人们对腐败研究兴趣的增加,对腐败的理解却越来越单线条,对防腐的措施也越来越通则化。人们越来越喜欢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腐败看成 是相同的问题。不同社会中的腐败被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而且改革和防腐的“药方”也大同小异。这种现象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人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发现 如果改革和反腐药方应用不当,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腐败和社会问题。

    与世界各国相比,社会主义新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几乎把腐败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腐败也很快滋生 蔓延起来。近些年来,尽管反腐败的力度不断提升,但腐败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发生,走出“越反越腐败”的困境, 是中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腐败根源的两大共识

    1978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引起 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一定程度上使党和国家的威信受到挑战。在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的涵义仅仅局限于贪污、受贿和享受特权。

   但到了今天,腐败的含义早已大为扩展,腐败所涵盖的现象和形式也更趋多样和复杂。腐败已不仅指政府官员的行为,而且开始涉及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在今天的中 国,记者、律师、医生甚至教师这些传统上很难与腐败相联系的职业,都会涉嫌腐败。中小学的老师们可以强制学生订购指定的参考书、学习资料以拿回扣。在医 院,一度盛行给医生“红包”,以便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甚至还有个别人把部队的车牌卖给私人企业,从中获利。腐败活动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造成 社会发展的成本增高,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

    中国腐败问题越演越烈的根源究竟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也加入了腐败研究的行列,而且逐渐改变了就事论事、将腐败简单归咎于个人道德问题 的解释方式,尝试用西方的制度理论、寻租理论、博弈理论、权力理论、现代化理论来解释和思考中国腐败问题的成因、特征及危害。一批经济学家运用西方寻租理 论来分析中国腐败的根源,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市场太多而导致寻租、设租活动的猖獗。另一些从事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学者则注重腐败产生的政治和体制上的原 因,认为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监督是导致腐败猖獗的主要因素。虽然放权让利是80年代改革的主线,但公共权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被逐级下放,使得下层权力膨 胀,决策权仍然高度集中,各级党政和国企事业单位“一把手”自由裁量权过大且不受监管。

    此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是新旧公共秩序体系转变时期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共秩序体系尚未建立的结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出现了市场 的特征又保留了政治权力对资源分配的介入,使得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紧密结合、互相依赖。还有人从伦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传统道德规范和共产主义教育受到市场 大潮冲击而陷入危机,加之公职人员低薪造成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上某种程度的“价值真空”,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得以泛滥。绝大多数研究都注意到中 国腐败的制度性原因,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和法制发展滞后等历史原因,以及开放后的外部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关于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人们基本形成了两大共识。第一,它与市场导向的改革有关。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由于市场化 改革还没有充分到位,权力的制衡机制仍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官界和商界的划线十分模糊,某些握有资源分配行政权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特殊的权力,从行政上加强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从而实现以权谋私。80年代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不过应该注意,腐败的蔓延并不是源于市场导向的改革 本身,市场经济也不必然是滋生腐败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大量干预了市场交易活动,使腐败成为可能。

    第二,腐败的产生还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价值体系的错位相关。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儒 家文化,还是极左时期的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重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拜金主义、物质崇拜等观念普遍蔓延,人们的行为 规范既没有来自道德上的隐性约束,也没有来自制度上的正式约束。在“价值真空”的情况下,人们的是非观出现错位,为腐败行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防腐”的治理体制

    考虑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分化,以及目前正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腐败的蔓延很有可能危及全社会和政权的稳定。能否彻底抑制腐败,可以说是事关党 的生死存亡和国家能否真正振兴腾飞的大事。在如何治理腐败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反腐的出路在于民主制度,有人甚至简单地认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 治才是解决腐败的根本出路。的确,西方在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和巩固之后,广义上的政治腐败(即依据政府的目的和合法性来衡量判断政体是否腐败)问题已经基本 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讲,广泛的民主监督和透明、公开、法治的环境,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但是,民主是一种机制,一种文化,需要一系列 的辅助体系和经济基础来支持,民主不可移植,更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在自身土壤中逐渐培育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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